隨著海內外關公熱的興起，藝術家們抓住時代的脈搏，先后拍攝了《關公》、《武圣關羽》、《關公出世》、《三國夢》、《三國演義》等電視專題片和電視連續劇，深受廣大觀眾的喜愛，使關公“對國以忠、待人以仁、處事以智、交友以義、作戰以勇”的英雄想象更加深入人心。那么，關公又是怎樣從一個以義著稱的英雄上升到“神中之神”的呢？縱觀歷史我們不難發現，關公從“當時義勇傾三國”的蜀漢名將，到“萬古祠堂遍九州”的神化、圣化偶像，是中國封建社會進入后期以來對關公不斷美化，圣化和神化的結果。關公信仰的產生于存在并不孤立與偶然，而是與全面的社會文化背景密不可分，是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必然要被人們創造出來的，而一旦被創造出來以后，也就具有其政治、倫理和心理等方面的功能，以滿足社會的需要。我國自古以來就有英雄崇拜和造人神的傳統，在這種文化氛圍之中，為世人所稱道的關羽死后成為人神正是順利成章。而傳統的中國文化重實踐，強調言傳身教，講究神道設教。關公信仰的發展與興盛與這一思想有最為密切的關系。其突出表現就是關羽的忠義與儒家倫理相得益彰、互為其用的關系。同時，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有的文化心理的服從性、復制性和保守性，導致歷代帝王每一次對關羽的加封和褒揚都會在整個社會里產生不可而喻的推動力。促進關公信仰的進一步興盛和廣泛傳播。
立式貼金關公銅雕
此外，關公信仰的內涵也隨時代的變化而發生改變。在封建社會，關羽之所以被帝王們代代加封，是因為他代表的忠、義精神符合統治的需要。事實上，關羽不過是宣傳忠義文化的工具罷了。關羽就是忠義文化的化身，是啟發、誘導社會各階級、各階層人們學習的目標、榜樣。通過營造關羽崇拜的輿論氛圍，在社會上形成人人學忠臣，人人做忠臣的價值導向，抑制社會上“不忠”因素的負面影響，使廣大社會成員潛移默化的接受忠義文化教育。這種“教育”方式顯然比空洞說教和硬性灌輸要高明的多。伴隨和關帝廟的復興，是廣大民眾對關公的敬奉和崇拜，令人尋味的是，在幾乎全民虔誠信奉喇嘛教的西藏拉薩、日喀則、山南、江孜等地，關公亦占有一席之地。大昭寺前左側的八廓街的商店里都擺放著大大小小，形態各異的紅臉關公塑像。
